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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的，应该由亿万富翁管理互联网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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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据路透社报道，马斯克第二天接受了推特董事会的一个席位，而董事会成员对推特的内容审核政策是没有发言权的。这位PayPal创始人在担任董事会成员期间，还将被禁止拥有14.9%以上的推特股票，这意味着他在2024年任期结束之前，将无法完全收购这家社交媒体公司。
因此，马斯克是否会给推特的审查制度带来一些限制，前景仍不清楚。
无论如何，一些人对马斯克的投资作出了党派色彩的反应，担心这位亿万富翁影响推特可能是危险的。《华盛顿邮报》(The Washington Post，亲民主党)的一篇分析声称（通过模糊的断言），他的推特股份“对言论自由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”。
政治评论家、比尔·克林顿（Bill Clinton）时代的劳工部长罗伯特·瑞奇（Robert Reich）发推质疑：“由一个寡头决定什么是言论自由，可能会带来什么乱子呢？”
人们不禁要问，如果一个和他们有相同政治信仰的科技巨头购买了推特的股权，瑞奇和《华盛顿邮报》是否也会对“寡头”限制网络言论表示类似的担忧。
问题是，的确应该由亿万富翁来决定什么是言论自由——至少在他们资助和拥有的平台上。社交媒体公司是由私人资本建立起来的，不管谁想改变这些平台的运行方式，他们都应该通过自由市场的手段来取得控制权。
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，且变化并不总是完美或迅速发生，但这种权力最好是在富有的企业家之间分配，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面临着激烈竞争，还可以防止权力集中在国家这个最大最不负责任的垄断机构手中。引用马斯克本人的话说，“政府不过是最大那家公司，垄断了暴力，你还无处申诉。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私营部门比联邦政府更可取的原因是，它有更大的动力去实现消费者的心愿。
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（Ludwig von Mises）在《经济政策：今天和明天的思考》（Economic Policy: Thoughts for Today and Tomorrow）一书中所说，商人“可不是统治着被征服的领土，独立于市场，独立于客户。[…]这个‘大王'必须维持他‘臣民’也就是消费者的青睐；一旦他不再能够给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，也不能使服务成本低于竞争对手，他就会失去自己的‘王国’。”
另一方面，政客通过选举向公众负责，但（下次）选举可能是几年以后的事了。而在这样的选举中，人所共知的是，候选人作出自己要么不会、要么不能履行的承诺，选民可能有动力、也可能没有动力去了解许多富有争议的政策。官僚们甚至更加不负责任，他们许多人坐在办公室里几十年，从来不需要面对选民。
主张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进行监管的人（无论他们认为政府审查太多或太少）也许会回答说：“你并不需要先成为世界首富才能影响社交网络政策。”
但这归根结底是在谴责社交媒体公司顶层有高人一等的权力。然而，只要这些平台存在，我们就不清楚是什么让这种权力变得更容易接近。如果我们假设政府控制社交媒体公司代表着“人民”实际掌控，就等于忽视了“公共选择经济学”描述的事实：政客和官僚从自身利益出发，而这种利益不一定和公民利益一致。
让公司对政府“负责”，实际上就减轻了它们对普通民众的责任，因为这要求它们遵循政府的指令，而不是消费者的意愿。
如果反对权力集中的解决方案是给予政府更多权力，那么就是颇为自相矛盾的。鉴于我们当今所见到的许多在线审查背后的动因就是联邦政府，比起埃隆·马斯克或马克·扎克伯格的控制，联邦政府对在线言论的监管当然要危险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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